改革先锋柳传志进校园回忆“奔日子”峥嵘岁月

2019-01-12 15:03 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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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改革先锋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图为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发表主题演讲。千龙网记者 于振华摄

千龙网北京1月12日讯(记者 于振华)1月9日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改革先锋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科技产业化的先行者”、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主题报告中,他用自己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放弃“过日子”开始“奔日子”的峥嵘岁月、联想传奇般发展历程,鼓励大学生珍惜所处的改革开放伟大新时代,要做“奔日子的人”。

改革开放舍弃“过日子”开始“奔日子”

“同学们毕业后,有个安稳的工作,过上安稳的生活,就是说能维持住基本生活。这叫‘过日子’。”在当晚题为《奔日子的人》主题演讲中,柳传志解释说,“奔日子”就是得不断调高自己追求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能经受住各种打击,坚持咬牙前行,实现了一个目标还要再实现一个。

“其实‘过日子’和‘奔日子’都没有错,大部分的人是‘过日子’,但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发展的主要力量,应该是靠‘奔日子’的人来共同实现的。”柳传志强调说,“奔日子”的人是有条件的,如果以联想的发展道路来说明,“奔日子”的人就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意志要坚韧,胸襟要开阔,还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联想的创立和发展史,也是一段励志史。抗战时期出生在江苏镇江的柳传志回忆说,他上中学的时候,中国还很穷,有一次他竟然饿到夜里能爬起来把那个银翘解毒丸给吃了。1984年,柳传志放弃了在中国科学院衣食无忧地“过日子”生活,决定下海经商,创立了联想,开始“奔日子”生活。他之所以愿意下海经商,是因为听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的号召:中国的科技应该变成生产力,应该为国民经济服务,不能老呆在象牙塔里。

“下海以后,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活下来?我卖过旱冰鞋,还卖过电子表,都赔了钱了。”柳传志笑称,最后,他们出卖技术劳力——就是当时有很多单位得到国家的特许,从香港进口国外机器,他们给这些单位验收、讲课等,赚取劳务费。他们拿这个劳务费开发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联想式的汉卡。

以前的电脑是纯英文的,由于没有汉字,因此中国人用起电脑来感觉很困难,而柳传志发明的汉卡是一个加了一块硬汉字系统的显卡。人们把主机打开,加上汉卡软件以后,能够有汉字显示,这就使普通中国人就能够用上这些电脑。

然后,柳传志他们把汉卡插在电脑上,不仅促销有汉字显示系统的电脑,还同时帮着卖电脑,这样就赚了更多的钱。柳传志认为,这两步,一是研究汉字系统,二是代理外国PC。在这个阶段,他们是属于“蒙着打的阶段”。“就是当时企业往哪儿去发展,我们心里也没数,因为首先是活命。”

创业初期遭遇政策与资金双重磨难

在“蒙着打的阶段”,柳传志带领自己的团队研发汉卡,并代理一款AST的电脑,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赚了很多的钱。柳传志微笑着说:“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要瞄着打,就是心里头有一个梦想要实现——做我们自有品牌的电脑。然而,我们在做自有品牌电脑时,遭遇非常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国家当时不批准体制外的企业研发生产电脑。”

“当时在咱们国家做制造型的业务,必须得由国家有关部门给发批文。但中国科学院的企业是体制外的,当时是不被允许做这项业务。”柳传志说,他迫不得已只能绕道香港,在香港把自己的钱加上借的钱,一共凑够了100万美元,买了一个小作坊。他又从国内调去了几个研究人员,研发了主机板、声卡、显示卡等产品。

在一年一度的德国汉诺威和美国拉斯维加斯两大国际展会上,柳传志带着这些自主研发的产品对外展示与销售。当时,中国国家电子部计算机处的官员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去看展览,在举目皆是金发碧眼的老外的展会中,发现竟然还有说北京话的中国人在展销电脑产品,就上去查看情况,原来这个展位上写的是“香港联想公司”。

这位电子部的官员问柳传志:“你们在香港生产的这些电脑产品能卖得出去吗?”柳传志告诉他,当时他们一年大概卖2000多块板子。这位官员就认为这已经很多了,他听了很高兴,回国以后,就给柳传志发了批文。就这样,联想在国内才有了生产基地,才开始有联想电脑。

创业初期,柳传志除了遇到迟迟拿不到政府批文和外汇指标这类政策性困难,还有资金上的困难。柳传志坦承:“第二个大的问题,还是资金缺乏,以贸养技实际上也是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志存高远,必须得脚踏实地。”

柳传志回忆说,早期,联想在做电脑板卡的过程中,由于不懂如何运营企业,连续亏了三、四年;之后,联想靠代理美国电脑公司AST的产品才积累了一定资金,大家并没有马上就把钱分了,而是用于补贴联想自建品牌。这以后才有了联想的后续战略发展,为“奔日子”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文化磨合曾给“蛇吞象”带来巨大风险

从1992年以后,中国高层领导决定在电脑这个领域打开国门,让国外的电脑进入中国市场。这一进来以后,虽然中国各行各业信息化建设立刻就做起来了,但是国内做电脑的公司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长城、浪潮等大公司先后倒闭,而最小的联想公司也首当其冲。

柳传志回忆说:“我当时急得病倒了,我在医院反复跟大家研究以后,就自己把自己本身的毛病找找,好好的捋了一大把。我们下决心从自己的组织架构上、业务模式上,做了彻底的改造,然后选了当时29岁的杨元庆当了联想电脑事业部的总经理,后来的情况果然就发生了大的变化。联想发展的第二阶段,我们在市场就占到了中国第一的位置。这个中国第一比第二、三、四、五名加起来占的市场份额还要多,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处在全国绝对第一的位置。”

联想在冲击全球PC市场第一的阶段,更是惊心动魄、充满变数。柳传志介绍说,联想当时做到全球第一,主要是依靠以“蛇吞象”的方式并购了IBM的PC。从结果来看,2004年并购以前,联想的营业额是29亿美元;到了2018年,联想的营业额是453亿美元。联想并购前占全球的市场份额2.4%,现在是24%。这起最初不被外界看好的并购案给联想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不过在这期间,联想也的确面临不少风险。

“第一大风险,我们买的就是Thinpad的这个牌子,以前的客户认为中国人买了这个牌子以后,还是不是以前的牌子?”柳传志说,联想买这个公司买的就是这个组织,但是这些国际员工他们认不认同中国人来当老板?这是联想当时面临的第二个风险——员工流失。

“第三个风险就是文化磨合的风险,而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第四季度给联想带来了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到2009年一季度又亏损2.6亿美元,这一度将联想置于悬崖边上。”柳传志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并购后的企业管理文化有问题,即中外文化上冲突很大;另外一个原因是原来的管理层有非常强烈的短期行为。

柳传志强调说,联想当时希望将其在中国战胜戴尔的双模式推广到全球,但是由于担心与IBM合并后第一年的业绩压力会迫使杨元庆等中国管理者退出,于是,联想决定第一波CEO由原IBM高管担任,杨元庆则担任董事长。

此后,随着电脑市场的消费主力从机构、企业转向个人购买时,IBM不得不面临调整战略和IT系统的抉择,而这遭到当时CEO的抵制,直接引发了杨元庆和CEO之间的矛盾。最终,为了支持杨元庆出任CEO,柳传志在近70岁高龄时出任联想集团董事长一职,帮助杨元庆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抓文化。

“今天,联想又遇到了新的风险,我们还是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这个新风险要细细地抠,细细地品,才能渡过难关。”柳传志表示,我们幸运地生活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就像万米赛跑比赛中最后一名赶上了第一名,但是前方的路仍然很艰辛。以前,他们这代人急着想把技术变成钱,让中国富起来;如今,一个国家真正要强大起来,还是要靠技术的比拼,特别是带有颠覆性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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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介绍初创时的联想。千龙网记者 于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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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发表主题演讲时回头看图文介绍现在的联想。千龙网记者 于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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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们在聆听柳传志的主题演讲。千龙网记者 于振华摄

责任编辑:达艳妮  作者:于振华